我的自传-林梧桐(08)

在吉隆坡居住了多年的我，对它四周围的地形相当熟悉。我知道只有在东部的文冬一带的山区，才有可能找到一座适合发展成为旅游胜地的高山。

当晚辗转难眠，脑子里尽是如何去实现这梦想的思维。兴奋之余，恨不得立刻就有所行动。

回到吉隆坡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找来一张文冬一带的地势地图。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名叫云顶森芭(Genting Sempah)的地方。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可是念起来倒蛮顺口的。

那里有座叫乌鲁加里山(Gunung Ulu Kali)的高山，海拔1千8百公尺，距离吉隆坡仅58公里。这正是我要开发高原旅游胜地的理想地方。这个发现使我雀跃万分。

在短短几天内，我就组织了一支探山队伍，进行实地勘查。队员大约20人，包括跟了我超过35年的林联发；一位曾为寻找铁矿而随我几乎走遍全马的麻坡人拉曼，以及多个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员工。

攀上乌鲁加里山顶

在一个由拉曼、几个原住民和其他人员组成的先锋部队带领下，我们浩浩荡荡地踏上这个艰苦的征途。一路翻山越岭，穿过浓密的森林，也涉过许多溪涧河流，终于攀上了乌鲁加里山顶。

我们在深山中逗留了9天8夜，收集了不少有关那儿地势、河流分布、土质及其他的有用资料。

这些一手资料和我实地考察所获得的体验在随后拟定云顶发展计划时有莫大的帮助。

在第一次的接触时，我就被山峰上纯朴的大自然的美和冷冽的高原气候深深地吸引住了。还记得抵达山顶那一刻，我因没有带备寒衣而冷得直打哆嗦。但我并无怨言，因为这样寒冷的气候，才能够吸引旅客到来。

虽然寒风刺骨，我的心头是热烘烘的。随身带来的白兰地，更给我的身体多添几分暖意。我起劲地工作，把有关的资料一一记录起来。对这片原始的荒地，我已一见倾心，誓言要把它变成我梦想中的旅游胜地。

在勘查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座鲜为人知的高山位于雪兰莪和彭亨州的交界处。究竟它归哪个州政府管辖呢？我要向哪个部门提呈项目申请呢？该从何做起呢？真是千头万绪啊！突然间，我了解到自己面对的是个多么艰巨的任务。

申请土地

1963年较后时，我向彭亨州政府申请云顶森芭的土地，供开发旅游胜地的用途。文冬县县长叫我直接与联邦政府接洽，因为联邦政府已有计划要把有关的土地发展成旅游胜地。

在丹斯里哈芝诺的引荐下，我拜会了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会谈的气氛融洽。东姑耐心地聆听了有关把乌鲁加里山发展成旅游胜地的构想后，表示政府的确有意要发展乌鲁加里山，但碍于某些问题，不得不把计划暂时搁置。

问题之一，是首先必须从山脚兴建一条通往山顶的山路。这将是个艰巨的工程，根据公共工程局的初步估计，得花上整15年的时间。再者，马来西亚正好面对印尼的对抗，在这时候拨出巨款来推行度假胜地计划，肯定会给反对党机会借题发挥。因此，政府觉得最好是交由私人机构去推行这计划。对东姑来说，我的献议显然来得正合事宜，因此他叫我去准备一份有关的计划书。

我在短短的1个星期里就把计划书准备妥当。东姑过目后表示赞赏和认同，说我可以着手进行。

1965年4月27日，丹斯里哈芝诺和我成立了云顶高原私人有限公司。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分别向彭亨及雪兰莪州政府申请4千940公顷和1千110公顷的永久地契土地。

在荒山野岭建道路

在东姑的推荐与支持下，彭亨州政府很快地就批准了我们的申请。可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却只同意批准99年的地契给我们。我去见拿督哈仑，向他解释为何我们需要永久地契。我说在荒山野岭兴建道路、酒店、雇员宿舍和水电等基本设施，起码需要3、40年时间和大量的投资。如果只给99年的地契，这意味在完成整个发展计划后不久，我们就得把一切奉送给政府。

我也表示，如果雪兰莪不答应给我们永久地契，我将别无选择，只好发展位于彭亨州那边的土地。这将让彭亨在金马仑、福隆港及南中国海沿岸许多美丽的海滩外，又多添了一个旅游胜地。到时候，只有摩立这个充满泥泞的海滨的雪兰莪，将会在旅游业方面被彭亨抛到更远的后头了。听了我一番解释后，拿督哈仑终于答应向州政府推荐批准我们的请求。

把计划认可及土地申请这两项重大课题解决之后，当初要发展一个高原旅游胜地的心愿，已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一个等待我去实现的具体目标。

1965年八月八日，我率领了一队技术人员和工人，展开筑路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拟出一个包括道路、酒店、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等的发展蓝图。云顶高原的发展终于上路了。

发展计划的首要任务，是从山脚兴建一条长20公里、通往乌鲁加里山山顶的道路。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在6年内把路筑好。工程刚开始，我就感觉到这项任务，诚如东姑所言，是极为艰巨的。然而我毅然告诉自己，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直到山顶为止。

3年内须把路建好

同公共工程局官员多次接触中，我获悉政府在发展乌鲁加里山的原本计划中，打算在半山兴建一座电讯塔。我想，既然我建的路直达山顶，如果他们把电讯塔改建在上面，效果不就更好吗？于是我向政府提出建议。他们认为是个好主意，同意了，也答应在我完成山路后给我90万元的津贴，条件是我必须在3年内把路建好。

这是个难以想像的艰巨任务。从政府初步估计的15年，我已把筑路的时间减到6年了，他们竟然还要把它再缩短1半到3年！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

日夜打拼

既然答应了把自己原本定下的6年施工期减半，我也做出相应的调整，把员工分成两班，1天24小时、1星期7天不停地轮班工作。这样的密集式操作在现在并不稀奇，但是在60年代可不常见。

我将工作队伍分成2组，一组负责在前方进行测量，另一组则在后方砍树、推泥和筑路。从文冬旧路20英里处，我们先建直达半山的12公里路段。我们的策略是在半山建立一个中途站，就地取材，充分利用那里的丰富花岗岩作筑路石料的来源。从那里，我们再完成绕上乌鲁加里山山顶的其余八公里路段。

为了省时省力，我们在山林里建起临时宿舍。遇到工地附近有山洞，我们也不介意做穴居人。有需要时，我便和大夥儿在工地过夜。开山辟路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工人甚至还和老虎见过面呢！

除了全面投入工作外，我还动用了我家族公司，即建发实业私人有限公司的一切设备和资源，包括铲泥机、拖拉机、打风机、拉石机、卡车等等。这些重型机械替云顶的开发公司省下了不少资本开销。可是60年代的机械并不像现在的那么先进，加上山势险峻，工程的进度相当缓慢。

在筑路的工程中，我兼任总经理、工程师、司库、劳工等职位，并处理和解决一切突发的问题。一人做主的好处，就是在作决定时，我不需要去征求别人的同意，因此省下了不少时间，使工作进行得更顺畅。

我经常会在山林的工地上出现，头戴着竹叶做的笠帽，和工人一起干活，回家时总是脏兮兮的。佣人都觉得奇怪，问我太太，我到底是当老板还是当苦力，为什么每次出门都弄得满身泥浆回来？

日夜打拼的结果，我们终于在三年的期限内完成云顶的第一条公路，取得政府承诺的九十万零吉筑路津贴。这笔钱在当时是个很可观的数目，对我们的工程有极大的帮助。这条公路的完成使我发展云顶高原的计划又跨前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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