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林梧桐(06)

吉兰丹甘姆布水利灌溉计划，是我国第2大的水利工程，仅次于吉打慕达水利灌溉计划。工程是农业部在世界银行的3千万零吉贷款下兴建的，目的是让吉兰丹农民能够在4万7千英亩稻田中进行1年两造的耕作。

建发以5千4百万零吉的标价标得工程，与第3标的6千4百万零吉标价相差了足足1千万零吉。

开标结果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连我本身都怀疑自己是否把数字给弄错了。不过我仍然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

很多同行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对待我，并预言我做下去一定血本无归。我丝毫没有退缩之意。我要把他们的嘲弄变成一股力量，把工程做成功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这工程庞大复杂，需要建造大小相连、纵横交错、总长度达5百70多公里的灌溉运河，挖掘超过九百万立方码的泥土以及制造2千座钢骨水泥，用来把水引入稻田的分水闸。此外，我们还得建造大、小两百多座的桥梁。建桥所用的大型混凝土管总长度达2万多英尺，每节直径3尺到6尺。

我估计整个工程会给我带来3百万零吉的收益。如果我的如意算盘打得响的话，这正好用来投资在云顶高原的开发计划中。

英国工程师的致命错误

一天，在我回吉隆坡时，该英籍工程师自作主张，叫工人把沟内的木板支撑拆掉，结果酿成惨祸。在接着发生的土崩事件中，5个工人当场被压死，20多人受伤。我接到该工程师的电话后马上赶回工地善后。这宗意外使我感到特别难过，因为它根本不该发生。

事后，该工程师承认他错了，向我道歉，并保证往后一定以安全为重。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挖掘工程进行顺利，再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设计的木板支撑甚至可以承受炸岩层的震动，证明是非常安全和实用的。

水坝终于在1962年竣工。成功地把这始于1957年的工程做好，也算是我给独立后的马来亚的一份小礼物。

亚依淡水坝不但为槟城的居民解决了食水短缺的问题，也防止岛上的河流在雨季后泛滥成灾。我当时万万想不到这座水坝现在也成为了居民休闲和跑步的一个好去处。时至今日，我对它仍然有着一份不可言喻的感情和怀念。有机会去槟城，我都会抽空旧地重游。

到过亚依淡水坝的人都会从入口处一块石碑上的记录得知它是建发建造的。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建发是我的承包公司。

亚依淡水坝给我的另一个怀念，就是在建造它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已故的好友，丹斯里骆文秀。

丹斯里骆文秀

水坝施工期间，我经常从山脚附近的一个汽油站取得燃油供应。因为交易频繁，我就决定省却麻烦，预先开出一张5千零吉的支票，等这数额用完了，又再预付另一张5千零吉的支票。

一天，油站的经理来找我，说他的老板想约我见面。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的老板很好奇，因为从来没遇过一个像我一样未取货先付钱的顾客。

见面那天，大家一见如故，倾谈甚欢。这位油站老板还尽了地主之谊，热情款款地请我吃了著名的槟城道地炒粿条。我们很快地就成为好朋友。这位油站老板不是别人，正是我国已故著名企业家丹斯里骆文秀。

后来，他邀我伙同刘蝶、陈升祺和林聪5人共同发起筹组槟城的第一家银行，即南方银行。银行的缴足资本为2百50万零吉，每人股份均等，各占5分之1。

银行的执照是由当时的马华公会会长兼财政部长已故敦陈修信签发的。我在南方银行的股份后来卖给我的大女婿，即陈升祺的儿子陈仲宪。在不久前的国内银行业整合后，南方银行已成为马来西亚的十大核心银行之一。

哥打峇鲁大桥

60年代是建发建筑工程承包业务的高峰期。乘着五十年代茁壮成长的势头，公司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蓬勃地发展。在头两年，除了完成槟城的水坝工程之外，它也完成了吉隆坡班底谷师训学院的主干建筑物、回教堂与宿舍。

1963年，建发受委承建吉兰丹哥打鲁大桥（The SultanYahya Putra Bridge, Kota Bahru）。该桥耗资5百20万零吉，全长2千8百尺，是当时我国最长的桥梁。兴建大桥的主要目的是把哥打鲁和巴西马连接起来，北通泰国，刺激当地及附近社区发展和促进马泰两国的关系。我在短短两年内就完成重任，有很大的满足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兴建该桥的前1年，彭亨淡马鲁一座由另一个承包商所承建的桥梁被洪水冲毁。这使政府在随后遴选所有重大工程的承包商时都采取更严格和谨慎的态度。建发能够在其他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充分显示出政府对它的信心。

金马仑水利发电工程

1964年，建发又有机会和宾尼与伙伴工程顾问公司再次携手合作，兴建耗资2千万零吉的彭亨金马仑水力发电水坝。这项工程的主要承包商是西德的Hochtief Ag-Philip Houmann。像上一回一样，宾尼和伙计是工程顾问。建发是由于兴建槟城亚依淡水坝的时候有不凡的表现而被委为工程的二手承包商。

建发的任务是建造2座水坝和4个发电厂。有关水坝，一座在打巴七英里处，另一座则在打巴－－丹那拉打主干公路的17英里处。

工程的目的是满足吉隆坡日益增加的电流供应需求。

1968年工程竣工后，我便把大部分重型机械移往吉兰丹去兴建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讵料这工程一波三折，使我面对开业以来最大的危机，甚至一度濒临破产。

把嘲弄变成力量 皇天保佑绝处逢生

天灾人祸

工程于1968年8月1日签约后开工，由法国公司Sogreah担任工程顾问。

工程进行不久后，问题接踵而来：政府征地手续一再拖延；工地器材不翼而飞；季候风吹袭，豪雨成灾；1969年5月13日爆发的种族暴乱，更使得整个工程雪上加霜，进度缓慢。

这一切天灾人祸带来的问题，使我在第1年的工程中亏损了500万零吉，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境。在濒临破产的边缘挣扎的时候，皇天保佑，得到当时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先生及时伸出援手，给予我大力支持。在危机的高峰期，我向盘谷银行透支了超过500万零吉。我感谢陈先生对我如此的信任。有他的鼎力支持，我才能绝处逢生。

信心危机

除了资金周围不灵的问题外，我还面对一个严峻的信心危机。

在种种问题的困扰下，工程的进度慢得在1年内，只完成了区区的百分之五。这样的情况，难免使公共工程局及工程顾问感到失望和不满，并对我失去信心。Sogreah总经理更是毫不讲理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不断地给我发出警告信，要我对工程的延误负责，同时恫言要采取行动终止我的合约。在1969年8月19日那天，我竟然同时收到29封挂号信。这些信的内容全都一样，说要起诉我，让我破产。我忍无可忍，决定反击。在我要求下，法国顾问的总工程师于8月22日上午10点召开了一次会议。我和我的经理黄容泽先生一起赴会。列席的还有工程顾问的法国总工程师、总经理、政府官员等十多人。

在会议上，我断然地告诉他们，发那些挂号信给我根本无济于事，我全都丢到废纸萝里去了。如果要终止合约，干脆就发律师信告我。而我在收到律师信的第2天就去环游世界，回来之后才向当局索取赔偿。

接着，我详尽地陈述了工程面对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土地征用问题。我指出，在16个地点，政府因居民的抗拒而未能如期将土地交出，导致我的机械及工人空等，不能开工。这不仅造成工程的延误，也使我蒙受财务上的巨大损失。这一切都有文件记录作证明。把工程延误的责任归咎于我，甚至说我30年也做不好，是极不公平的。我也强调，在那时候来追究谁是谁非于事无补，重要的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要求他们再给我一个机会，宽容6个月，让我以成绩来证明实力。如果6个月后我的表现仍然没有起色，他们要告我破产我也没话说了。在我极力争取下，他们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

修改设计

甘姆布计划的规格要求建造2千多个引导水流的分水闸。这些混凝土做的结构，大的重达80吨，小的也有20吨。

我认为这些庞然大物的设计是杀鸡用牛刀，因为它们只用来引导两尺深的水流。依我的估计，使用12吨和8吨的分水闸已经绰绰有余了。于是我向顾问工程师提出建议，同时也指出，改用较小的结构能够大大地节省成本与时间。

顾问工程师同意我的看法，批准了我的建议。我马上把需要的机器移到施工的地点，就地制造分水闸，然后用吊车吊入安装的位置，再也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动用到重型运输工具，从老远把那些庞然大物运来。

这么一来，施工程序就简单和快捷得多了，还替政府在材料成本上节省了4百万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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