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01

我的自传-林梧桐(05)

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也有人说,英雄造时势。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不管是战争或和平时期,都能够掌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加以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马来亚与新加坡的重建,给我带来了第一个突破的商机。

日军投降撤退后,英军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在战火中遭破坏的公共设施。为此,他们在重返马来亚时带来了大批各式各样的最新式机械如起重机、推泥机、混凝土搅拌机。

重建工作始于1946年,积极地进行了3、4年后,大部分工程都已完成。这时,他们开始将这些旧机械以投标的方式出售给民间。许多在战时废弃的锡矿与胶园也在这个时候纷纷重开,对重型机械的需求殷切。

在废铁与二手机械买卖生意中累积了不少经验和资本的我,喜见商机,积极地到英军部去投标收购,然后将这些旧机械翻新,髹上新漆,再以较高的价钱脱手,生意相当不错。我乘胜追击,不管在哪个角落有招标,都不辞劳苦前去投标。

矿业机缘

无意插柳柳成荫,在一个巧合的情况下,我和铁矿业结了缘。

1953年,我以5万3千元的价格把两辆泥机卖给株巴辖的一间铁矿公司。这间公司的四位股东都是新加坡人,其中一位是方燕山先生。方氏家族后来以经营亚洲摩多汽车行闻名一时。

刚巧在那个时候,铁矿公司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久久未能偿还账款。有一天,我上门收账时,一位叫郑有福的股东坦白向我表示,公司面对财务困难,无法还账。他献议我在公司投入一笔资金,成为股东。

我对这个献议相当有兴趣,于是就去矿场作了一个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它以前曾被日本人开采过。从矿场的地势和其他搜集到的资料,我估计它的铁苗蕴藏量仍然有500万吨。由于我觉得这个铁矿的潜能极佳,就投入了1万2千元成为股东。

可是我加股后不久,方先生就因与其他股东意见不合而要求退股。他开价10万元,并要求抽取10%的矿权费。其他3位股东,即郑有福、陈振昌和唐道依,有意买下他的股份,但资金不足,于是就飞来吉隆坡邀我与他们合资。我认为10万元的索价和百分之10的矿权费太高而拒绝了。我说方先生当初只是出了5万元,应该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售价。他们听了就委派我做代表去新加坡与方先生商谈。最后,方先生答应以6万5千元将股份卖给我,矿权费也减为5%。我当天就付了5千元给他作定金,并和他签了合约。

第二天,当我仔细再看这份合约时,发现里面并无规定什么时候需要把余款付清。我灵机一动,决定先到日本去看看是否能为铁苗找到出路。我的盘算是,如果此行找不到出路,我就宁可壮士断臂,舍弃那5千元定金,取消合约,减少损失。

第一次到日本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飞去日本,当时是35岁。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搭客告诉我,他是去日本找他的姐夫墨先生。说来真巧,到机场接他的墨先生也就是我要找的墨先生。墨先生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答应当我的通译员。

我去找一家日本铁矿公司。开始时,他们的总经理不肯见我。说华人不会做铁矿生意。我不气馁,每天到他的办事处去。最后他被我的诚意打动,答应见我。他开出条件,要我接受他派四个铁矿工程师到我的铁矿去考察3个月,机票及他们每人每个月1千500元美金的工资由我负责。他也口头上答应给予我一笔4亿日元的贷款支持开采。

我对对方的慷慨口头承诺并不寄以厚望,因为我知道当时日本的外汇管理很严,4亿元贷款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提出反建议,要求他们先支付4个工程师的工资与机票,我则负责他们在马来亚的膳食。待签了买卖合约后,公司才付回给他们。最后我们成功达成协议。

我在日本逗留了48天,总算有了初步成果。那4个日本工程师来马勘查后,证实了铁矿有极丰富的铁苗蕴藏量。

被当傻子

日本回来后,我满怀信心,积极招募新股东以筹得充裕的资金,在矿业大展拳脚。招募的对象包括雪兰莪五金商公会的理事。在一次理事会会议过后,我向出席的人士提出我的建议。

我告诉他们有关铁矿的丰富蕴藏量及其盈利潜能。只需投资30万元,铁矿就能每年生产大约四十万吨的铁苗。以每吨10元的利润计算,公司每年可以赚取400万元。

在场的人士很明显地都对我的一番话表示怀疑。投资30万元就可以每年赚得400万元?如广东人说,哪有这么大的田鸡满街跳!下楼离开五金公会时,我听到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我心里想:“他们说得对,我就是喜欢做‘傻事’。”

组织马来亚矿务公司

找不到新股东的支持,我决定和其他的股东商量。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尝试游说方先生不要退股。我献议取消我们之间的合约,组织一间名叫马来亚矿务公司的新公司,由他出任主席。经过一番游说,他终于接受了我的计划。

在重组的公司里,我的投资增加到七万元,包括先前投入的1万2千元现金,由泥机欠款转为股份的5万3千元及方先生退回给我的5千元定金。较后,我把投资额再提高到11万元而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方先生也随后把他的股份从5万元增加到9万元而成为第二大股东。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承购公司30万股的新加坡米商。但是他开的条件是:他在董事部里占两个席位,即财政与董事:他投资中的20万元须由一间银行担保。他的条件遭到方先生的反对。为了此事,他恫言退出,但其他股东不接受,最后方先生才让步。米商终于加入了,不是单独一人,而是连同31个其他的股东,每人认购数千元,凑足30万元。

重组后,公司共拥有80万元资金,8位董事,我则出任总经理,月薪25元。一切准备就绪后,开采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在这时候,方燕山和陈有福董事一起飞去日本和买家洽商铁苗的买卖合约。两人因意见不合,竟在日本人面前发生龃龉,无功而返。为此,我得亲自飞往日本两次才成功把合约签下来。

首次出货出状况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顺顺利利当儿,我们第一次出货时却出了状况。当船从日本抵达装运第一批7千吨铁沙时,我们因没足够的运载设备而无法准时下货,导致船在码头空等。一些董事提议叫船先开回日本,我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会让日本人对我们失去信心。更好的处理方法,是就船运的延误向对方提出合理的赔偿献议。最终,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我们只耽误了5天,就把7千吨的铁沙下完了。

这个铁矿果然为我们赚了不少钱。头两年,每年的盈利都超过300万元。随后的盈利都保持在4、500万元之间,比当初估计的还要多。总账结算下来,我们总共赚了5千多万元,比我预期的3千500万元来得高。那些当时怀疑我和叫我傻子的人都没话好说了。

旗开得胜,使我对铁矿业的投资更有信心。大约在1962年的时候,我拥有两个规模宠大的铁矿场,一个在柔佛的武吉堆,另一个在柔佛的昔加末。像第一个铁矿一样,它们在一九六七年开采完毕时,总共为我带来了千万元以上的收益。这些资金在我进军其他商业领域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开采锡矿

开采锡矿的机缘,也是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遇上的。在我矿业有成后,有一位朋友向我献议,他出一块矿地,由我筹借一笔资金,一起联营开采锡矿。开始的时候,我的反应并不热烈。可是随后而来的一个形势发展,却把我推向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去接受他的献议。

在五金买卖中,我碰巧买进了一批旧的铁船配备。经过一番维修后发现它们仍可使用。我灵机一动,找来一群帮手,花了不少功夫,把这些配备改装成一艘铁船。这艘铁船顺理成章地成为我进军锡矿业的开路先锋。

我国的华裔矿家,传统上几乎全采用沙泵开采的方法来经营锡矿,而铁船的经营者则绝大多数为财雄势大的外国集团。我和朋友成立的承基铁船公司,在投入生产后,业务蒸蒸日上。在最高峰的时期,拥有三艘铁船,规模可观,是我国少数最早由华人经营的铁船公司之一。它的崛起,在某个程度上,打破了外国人垄断我国铁船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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